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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从宪法角度来看，对这些遭受不利状态的当事人应该加以救济，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从前述对刑法溯及力面向及其宪法功能的分析来看，它对事后法一律禁止，这一认识主要是基于事后法一般都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保护，由于适用刑法的效果通常导致刑罚，而刑罚是一种剥夺性的痛苦，故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刑法对事后法的禁止极为严格。

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摘要: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

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始终是公法的核心关系。公法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应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其中有的反应比较直接、比较迅速，但多数反应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具体的因果关系也未必都那么一清二楚。[9]立足于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个性与共性、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公法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国家权力发挥作用的同时，为公民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进社会前进。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实施依法行政。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西方启蒙背景下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反对传统宗教，恰恰为中国先哲的理性宗教理想提供了新的武器。宪法第36条分四款规定了中国的宗教自由及其例外。宪法未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以阻止国家对宗教自治性的破坏。3、小结根据以上的讨论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1）中国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存在内部的规范性冲突，这是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缺陷性的根源，需要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来澄清其主导性或优先性的原则。

对于完整的宗教法治原则而言，仅仅规定宗教自由原则是不够的，必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前提。中国的宗教治理经历了古典时期的早期理性宗教模式和近代以来的公民理性宗教模式，不同于西方自成系统的一神教体系。

由于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法，本文暂不讨论法律层面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支持法律化的提议，并认为这一提议具有超出具体立法本身的政治宪法意义，其可能效用在于：（1）通过法律的形式变迁开展关于宗教法治的社会启蒙，使得社会公众甚至部分执政官员了解和理解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与宗教治理的普遍经验。上述两个条款（保护义务条款和国界条款）成为宗教立法的宪法根据，也成为现实中政教冲突的最高规范根源。公民宗教伦理则日益演化为官方主导的教化体系，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等，这一体系的至高点是对党的领导的热爱，其历史根据是具有契约性质的宣告——人民历史地选择了共产党，其理论根源在于霍布斯的一次选择论和卢梭关于公民宗教第一条的核心规定社会契约是神圣的。

（3）提供社会公议和代表审议的理性过程，但前提是立法公开和民主参与。（2）中国部门化立法（比如拟议中的《宗教事务法》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提交法律草案）的法律起草模式可能延续《条例》的管制性思路，使得人大法律与行政法规形异而神同。法学界提议的从行政化到法律化的法治思路存在合理性，但囿于体制约束，效用有限。这种法律化的模式在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宪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期望过高，主要理由如下：（1）中国宗教法治缺陷的根源在于宪法第36条内部自由和限制条款之间的冲突，法律化不一定能够纠正这一宪法性冲突。

问题在于：宗教自由需要国家保护吗？保护义务是否可能被滥用来进行宗教压制？何谓正常？国家是否有能力以及有权对宗教之正常性进行认定？保护这一宪法用语本身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主动性，正常这一宪法用语又代表了国家权力的选择性。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远期框架需要借助政治决断以及宪法、法律层面的制度补强来完成。

中国的有关宗教法律安排体现了公民宗教体系相对于传统宗教在理性上的优越性，从而形成了行政管制为主、政治吸收宗教的现有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人类和平及中国大国崛起的需要，应进行结构性调整，采行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宗教多元化安排。三、以信仰替代宗教：从早期理性宗教到公民宗教笔者认为，仅仅从法律原则和技术层面讨论中国的宗教法治还嫌不够，因为宗教法治本身涉及一个民族的精神秩序的安顿方式问题，显然需要文化历史层面的解释。

《领导者》总第43期，2011年12月号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宗教法律 。不过，这样的宪法条款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和内容性的缺陷。中国没有走向西方一神教的道路，主流文化表现为儒家伦理式的理性宗教模式，在民间则体现为道法自然式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3、儒家伦理和公民宗教伦理的现状不过，这种贯穿古今的以伦理信仰替代宗教的理性主义长征，在当前的全球化格局和基督教的天下体系之下，遭遇到深刻的危机，具体表现如下：作为中国古典成果的儒家伦理遭到近代革命激进主义的严酷摧残，丧失了正统地位，成为一种底层社会哲学，随着中国社会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而日益丧失社会基础。关于具体的法治化建议，笔者认为法律化模式及其阶段性启蒙与审议作为推动宗教法治化的理性步骤，具有一定的法治乃至于民主效应，但也应正确认识其有限性。基督教新教的这一本土宗教主张既满足了中国人的信教需求，又通过本土性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取得了和解，因而许多中国教徒接受并践行了这一主张。

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主要是从近代国门被打开之后开始的。对宗教事务之管理规定陈述最为详细的是国务院于2004年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但该条例饱受诟病，主要原因在于管制驱逐自由，不能满足宪法上宗教自由原则的要求，存在违宪嫌疑。

（4）为《立法法》规定的公民申请审查程序提供具体的审查依据，监控下位立法，但其前提是《立法法》规定的法规备案审查程序能够真正地程序化（《立法法》第90条规定的法规审查程序，最大问题在于未程序化，无期限、不透明、不答复、内部审查，类似于举报）。作为宗教法治化的远期框架，以下层面值得认真思考：（1）政治决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放弃政治吸收宗教式的公民宗教体系，采纳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宗教多元化立场，并作为社会自治事务对待，进入社会建设框架。

二者之间的中间模式是英美的政教分离模式。然而，我们讨论宗教问题并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精神秩序传统及其制度努力。

基于国际交往和人类和平，必须宽容他者，和谐共生。他们没有参加对中国的具体宣教实践，但在本国担任着宣教的领导工作，其组织管理思想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影响很大。他们并非联合提出，而书各自从新教的宣教政策设计角度出发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三自原则早期的中文译名及排序是自立、自养、自传。

这种家之爱容易获得经验性的真实动力，在比较意义上更叫可靠，但个体可否获得这种经验之爱取决于家庭的社会遭遇，因而又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宗教事务条例》是宗教事务管理最重要的行政法规。

4、结论以信仰替代宗教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秩序，相反会引发世俗理性对上帝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在中西政治对抗的意义上被放大，从而走入宗教政治化的死结，其最极端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以国家为载体发生战争，故中国的宗教指导思想与政策安排应适应全球化、人类和平以及中国大国崛起的需要而作出结构性调整。从宪法条文结构和宪法学理上均可以解释成中国宪法上的宗教条款以自由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同时也为国家宗教管理机构认可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体系，其历史根源在于基督教新教的宣教政策。这种早期理性宗教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模式，以儒家学说为正统形式，其爱的根据是一种家哲学，倡扬经验本真之爱，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爱有差等，爱是有限的。

再次是宪法上宗教限制条款本身的内容性缺陷。明了这一过程和背景，有助于我们正确思考中国宗教法治化的改革思路。不过，建国后的三自教会只保留了针对西方教会的独立性，但丧失了针对本国政府的独立性，宗教的行政化由此开始。（2）宪法层面：通过修改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确立宗教自由作为优先性原则。

西方的家在外在的政治体系和内在的精神体系中均不占有重要的构成性地位，西方的宗教和宪政体系努力地将人从家中解放出来，建构出一系列的伪家（《家哲学》作者杨笑斯先生之语）作为替代性的精神安慰品。中国宪法宗教条款的缺陷不可能从宪法文本本身寻找原因，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策根源，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教育法》等法律中有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但主要是重述宪法上关于宗教自由之例外的有关内容。中国宪法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就为现实中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扶持、压制不同教派提供了宪法空间，不利于形成宗教自由所依赖的宗教市场环境。

从宪法体系和比较宪法的角度而言，宗教自由原则优先于宗教限制原则，故《条例》未能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事务的优先性原则，存在违宪的嫌疑。然而伪家有其高明之处，通过抽象化思维，其体系本身有效屏蔽了世间偶然祸福的决定性影响，其建构的重点不是有形的家，而是无形广大的灵魂及作为众生灵魂之最大家长的上帝，其理念基础是契约论而非血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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